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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的，尽管她老人家还在抹泪。父亲则坐在沙发上，垂着头，闷声不响。而电视里，艾弗森正龙腾虎跃。

    父亲出狱后在家沉默了好久。光那个闷坐在沙发上的经典姿势都持续了两三天。后来他索性躺了下去。奶奶整天唠唠叨叨，时悲时喜时怒时怜。母亲却听之任之。我甚至很少见她和父亲说话，连喊人吃饭都要劳我大驾。那阵正逢中招冲刺，又是实验加试，又是体育加试，文化课还忒多，其劳心强度比起高考也不惶多让。然而不知为何，就这一溜屁的闲暇空隙，我也觉得杵在家里别扭。

    父亲回来的当天我俩唯一的对话是：“林林。”

    “嗯。”

    “你妈都跟我说了，别再跟你妈闹脾气。”

    “好！”但我心里清楚，我对母亲的亲情再也回不到从前了。

    此场景发生在吃晚饭时，具体动作是父亲给我递来一个馒头。而直到第二天一早上厕所猛然撞见父亲时，我才叫了声爸，仿佛这才发现他是我亲爹似的。父亲叼着烟，边往外挪边提裤子。他惊讶地说：“起这么早？！”其时天已蒙蒙亮，母亲也做好了早点。我只恨自己不能边吃饭边蹬车。

    那年春天母亲带高一，每周逢双有两节早读课。娘俩却很少同行，理由是我嫌她骑车慢。午饭倒经常在一块吃，理由是“你营养得跟上”。记得有好长一段时间，对父亲，我们绝口不提。唯一的例外是五月初的一天，小舅妈拎来一袋炸鱼块。正当我大快朵颐之际，她问及父亲的近况。我扒着白饭，头略顿了下。

    母亲叹口气，说还是老样子。“那咋行？”小舅妈有点急，片刻后却又说：“也是，刚出来，总要有个适应过程。”她这话倒没错，只是父亲适应的时间略长了点。大概过了儿童节，他老才出去找活。先是搭雨棚、装塑钢窗，后又跟某个老舅修了几天摩托。建筑队也混过，费力不假，但相对来说工资还凑合。可惜这砖头水泥也就自家建房时摸过，父亲自然与泥瓦匠无缘，只能当小工。下班回家他死人般瘫在沙发上的样子我至今难忘。

    零工终究不是长久之计。父亲后来声称要去哪哪打工，在举家反对的情况下只好不了了之。到九九年十月天空高远之时，村东头的巨大扁平建筑里终于再次响起了猪崽的哼唧。望着那几十头圆滚滚的蠢东西，我竟涌出一种难言的喜悦。

    至于本钱打哪来，我却从没想过。当时母亲的月工资基本都要拿去还债——为此父母还吵过几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