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写着事不关己。枪好像被找到了，上面的指纹有林雅的，也有我的。他们想问我出事的经过，还有为什么，我不回答。有个警察不耐烦了，向我靠近，我想他是要说些警告的话。我不知为什么不能忍受，想推开他，接着就拼命地踢打。医生进来了，让警察离开。那些天我过得模模糊糊，分不清做梦还是现实。护士们给我打了很多次针，父亲也来了。印象里，他很难过，在说宽慰我的话。可我没法给他正常的回应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有一天，我又清醒了，能思考了，可能是他们给我的药起了作用。医院通知了我父亲，他来了，很欣慰，说很快就把我送到德国的疗养院去，那里景色优美，我可以到树林里散步。”

“你答应了吗，当时还记得不能去德国吗？”亚兰蒂尔问道。

“我清楚地知道，林雅想带我逃走，就是因为我不能去那个国家。我求了我父亲，但没用。我父亲是个固执的人。而且，”李低声说，“他憔悴了许多，看上去很累，还在尽量对我笑，说鼓励的话，我有些受不了，就没闹。过了两天，医院就送我上了飞机，同机的有两个护士，德拉和苔娜，还有我父亲。”

亚兰蒂尔停顿了一会儿，把对话的节奏放慢，继续问道：“在慕尼黑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“我在慕尼黑待了两天。第三天，病房里来了几个穿白大褂的人，说要给我做精神方面的测试，把我从郊区带到市区的一座楼里。测试的时间长极了，我做了厚厚的一叠题目，问各种奇怪的问题，并且列出选项，接着把一些仪器固定在我身上和周围，开始提问，至少问了五个小时。我累极了，他们让我吃饭睡觉，睡醒后又继续，持续了三天。”

“他们在全面探查你的精神状态，决定能否以及怎样使你服从。”亚兰蒂尔说，心想陆军还真费尽心机，“你还记得他们问了些什么吗，问过保险箱的事吗？”

李默梵有些迷惑地想了一会儿，“都是些不着边的问话，很快就忘了。我记得有一道题目是，如果需要一种动物从高处掉下去，你会选择哪一种？猫还是狗，我选了猫。他们问过我保险箱密码，我那时弄不清他们在说什么，只想早些结束。我父亲已经回国了，他走的时候还很放心。”

“我看到了关于此事的记录，”亚兰蒂尔说，“他们只写了结论，就是你患有抑郁症，不伴随狂暴倾向的过度焦虑，但理智清楚，人格正常，另外，确实遗忘了关键情节。陆军有两个选择，要么找人解开催眠术，要么用审讯逼迫你回忆。他们选了第二种。”亚兰蒂尔说。

“我想是的。几天后我就被送到柏林，没人关心我是否愿意，也没有解释，我直接被拘禁，随时有人看守。送饭的人嘲弄地对我说，你真是个小可怜。第一次审讯发生在抵达柏林的第二天，我看见了他，勃兰特中校。”李默梵回想着说道，提到这个名字，他全身出现了一阵源于憎恶的战栗，就像通过了一股电流，“他好整以暇地说话、盘问、下命令，嘴角带着漫不经心的微笑，眼神让我想起吃腐尸食的秃鹫。”

“想想看，他问了什么，又对你做了什么，不要怕。”亚兰蒂尔递给他一杯蜂蜜水，李还不能喝咖啡，红茶也得限量，“就告诉我你最先想到的是什么，或者印象最深的是哪些。他再也不可能笑了，而你会好起来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