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六二八章 汪精卫跑了 (第2/4页)

功到现在，中国什么时候真正和平过？一切都得有枪杆子说了算。擅长演说的汪精卫遇上擅长军事的蒋介石，结果可想而知。几番争斗下来，蒋介石成了国民党和中华民国的实际领袖，汪精卫成了第二号人物。

抗战开始之初，蒋介石、汪精卫都是主张抗战的。蒋介石发表了著名的庐山谈话，汪精卫的谈话同样鼓舞人心。他曾情绪激昂地说:“数年以来，国民政府不恤以最大之忍耐，期待中日两国有真诚携手之一日。卢沟桥的炮声，使中国实已濒于最后关头了。过此一步，国家民族的命运，便将陷于永劫不复之深渊，所以我们不能不以一致之决心，殉此最后关头。”“目前时局已临最后关头，因此，我们要有绝大的决心与勇气来牺牲……我们如果不牺牲，那只有做傀儡了。”

蒋介石性格坚韧，凡事不到最后一刻不轻言放弃，主张以空间换时间，对大片国土沦陷有心理准备。汪精卫性格冲动，往往走极端。一遇难题，动辄辞职。淞沪会战后期到南京陷落，汪精卫的思想急转直下，对抗战前途失去了信心。这个丧失信心，可不单单是对战局丧失信心，还包括对国民党政治丧失信心。

八一三上海抗战时，汪精卫是坚决的主战派，身为行政院长的他，曾一心支援十九路军抗战，采取了不少措施。但他发现，无论是中央军还是杂牌军，他连一兵一卒都调动不了，包括丢掉东北的张学良，都不听他的号令。汪精卫曾经三次派人去督促张学良向北出兵，牵制日军，增援上海战场，结果张学良把汪精卫的特使请到八大胡同天天喝酒。民国元老章太炎看不过，拄着拐杖去找张学良，但张学良满脑子都是美女，哪里愿意去打仗。他要愿意打仗也不会把东三省给丢了。最后张学良给汪精卫开出的条件是部队可以出动，但每天需要拨给军饷500万元。山西的阎锡山不错，但只答应给十九路军支援十万颗手榴弹，其它的就不说了。直到十九路军被迫全线撤退、八一三抗战结束，汪精卫也没能为十九路军调来一支援军。到此，他算彻底把中国各路军阀的嘴脸看清楚了。

周佛海、梅思平、高宗武、陶希圣、胡适等人也不停的蛊惑，让汪精卫认为蒋介石的焦土抗战只是唱高调。认为中国无论在经济、军事还是武器都与日本相差太远，比较倾向于与日本人谈和。那篇，就是汪精卫思想转变后的真实写照。胡适还给他们这个小团体起名“低调俱乐部”。只不过胡适这人政治上善于投机，参加低调俱乐部主张和议是为了抬高他的政治地位，在蒋介石为了加强与美国关系、于九月十七日任命他为驻美大使后，就与低调俱乐部脱离了关系。

两国交战，无论古今中外，都会存在主战、主和两派。汪精卫开始主和，并不等于他那时候就开始想当汉jianian，蒋介石开始的时候也并没有关闭与日和谈大门，德国大使陶德曼就曾居间调停中日战事，只不过日本人胃口太大没有成功而已。假若日本人当时同意终止战争，退出华北、华中，只要求国民政府承认满洲国和他们在华的一些特殊权益，蒋介石一定会同意停战，转而集中精力对付**的。但日本人利令智昏，仗着坚船利炮，非要彻底灭亡中国，和谈自然是不行了。汪精卫的主张在国民党内部也就没有了市场。

高宗武日本之行，让蒋介石断绝了与日和谈，加上由八路军的战绩和刘一民在徐州与蒋介石的长谈，蒋介石对抗战胜利充满信心。这让汪精卫主张由蒋介石出面主持与日和谈的愿望彻底破灭。

汪精卫不同，他在日本时间长，对日本的国情了解甚深，认为八路军之所以能够取得一些胜利，那是钻了日本人的空子，只要日军集中兵力对付八路军，那八路军就会马上被打垮。因此，高宗武日本之行，在蒋介石断绝与日和谈的同时，知道日本政府有意让自己出面组织新政府、代表中国与日和谈的汪精卫彻底晕了，忘了自己枪无一条、兵无一名，决心丢下蒋介石，改由自己主导与日和谈，走和平救国道路。

随着武汉会战后期局势恶化，汪精卫开始跳出来了，频频约见外国记者，重弹和议老调。这一下，惹恼了坚持抗战到底的人们。10月28日，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上在重庆召开，爱国华侨陈嘉庚从新加坡发来的只有11个字:“官吏谈和平者以汉jianian论罪。”汪精卫大受刺激，诡辩说“孙总理常说和平救国，如果谈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