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九三二章 不同意见（续） (第2/3页)

谭政马上抬起头问道：“你说的情报在哪里？会不会是日军伪造的？”

刘一民看了看谭政，掏出烟来，吸了一口，有点伤感地说：“我也希望是日军伪造的，可惜那是真的。情报在钱壮飞那里，你想看，可以让政委给你签字去借阅。但这是高度机密，不得扩散。其实，你想想我们过去的肃反扩大化和最近发生的肃托扩大化就明白了，王明、康生、张国焘、夏曦他们都是从苏联学来的，那叫残酷斗争。你能提出这个问题，说明你原则性强，但是也说明你的思想认识与教导师骨干干部的认识有差距，需要再学习研究。”

这是当面批评谭政了，罗荣桓和蔡中都把眼光盯在了刘一民脸上，生怕他说的更严重了。

刘一民猛吸几口，把烟头扔掉，说道：“解决党内问题不能单单依靠思想斗争。靠什么呢？靠制度、靠监督制约。我们教导师之所以上下团结，愈战愈强，其中最关键的一条就是部队管理制度化。有了好的制度，每个人都职责明确，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、不应该干什么。那要是有人不履行职责怎么办？那就是干部战士的监督、老百姓的监督。发现问题，立即解决。当然，我们可以研究，是不是建立一个民主生活会制度，定期召开，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。这是民主集中制的一种体现。不光是山东局，每个党小组都要开。”

说到这里，刘一民停一下，思索了一会儿，问谭政：“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向你反映这些问题的，应该都是今年以来从陕西派到山东的干部吧？”

谭政仰起脸思索了一会儿，回答到：“应该都是。”

刘一民愤愤地说道：“王明、康生没回来前，红军大学、抗大重要的一课就是讲实事求是。自从这两个人回来把持了中央党校后，讲的尽是些马列主义大道理，反而不讲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了。这样下去，必然会让人思想产生混乱。肃托扩大化就是这么来的。我要是不带兵上前线，还留在西安的话，就绝对不会出现肃托问题。这康生就不是什么好东西！”

见刘一民把康生都骂上了，罗荣桓咳嗽了一下，提醒说不要涉及不在场的同志。

刘一民不说话了，又抽出一支烟点上，吸了几口，说道：“至于同志们反映的我的生活作风问题，虽然不象同志们想的那样，但也确实是处理的不好。我们几个都是生死与共的战友，你们年龄也比我大，经历的事情也比我多。在这个事情上我不能说自己多么无辜、多么纯洁，但我绝不是放纵自己的人。到现在我都在后悔，晶晶对我那么痴情，我对她却一直不理不睬。要是她死之前我能对她说句暖心的话，或者是拥抱她一下、拉拉她的手，估计她就是死了也不会让我那么难过。唉，谁让我是八路军呢？没办法，纪律在那里放着，我也不能违犯。至于说我让唐星樱母子随我行动，这一点我承认，是有私心，担心她们的安全。闹革命么，总不能革命来革命去，连自己的老婆孩子都保护不了吧？看不见儿子，我睡觉不甜、吃饭不香。我可以掏心窝子告诉大家，唐星樱本来是不会和我离婚的，就是因为怕同志们说三道四，为了保护我才毅然决然地和我离婚。这是活生生的人间惨剧啊！现在，唐星樱带着两个儿子去了苏联，万一她不回来，我们这辈子说不定就再也见不到了。倪华呢，又拖着身孕在美国奔忙。马上就要生了，还不能回来，我们还能不能再见，谁也说不清。个别同志不理解我心里的痛苦，不了解事实真相，说三道四、播弄是非，揪住一点不放，反复说。私下里说说也就算了，还拿到报纸上去说。蔡主任说的对，这和小鬼子、国民党特务对我的污蔑有什么区别？还美其名曰思想斗争，实际上就是拿着我们一家人的痛苦逗笑话、哗众取宠。这种人简直是不可理喻！看看我们的军工设备，看看我们的医疗设备，再看看戴维他们为我们训练的飞行大队，哪一点能离了倪华的贡献？老百姓常说说话办事凭良心，那些恶心我的同志有点良心好不好！”

罗荣桓看刘一民激动了，赶紧提醒说：“师长，不要跑题！”

刘一民一挥手：“你不要管！你身为政委、坐镇师部，搞来搞去，却搞出了这么多的是非。这是你失职！你到战斗部队去看看，流血牺牲的战士们谁会扯这些闲蛋，不都是师部机关、山东局机关、山东抗日民主参政会机关的个别同志闲的发慌在嚼舌头么？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漏洞还很多！就是倪华和唐星樱的事，也怪你和老蔡。当初要不是你们左一个纪律、右一个立场，我和倪华早就结婚了，也不会有后来的是是非非。别的根据地的没有参加过长征的同志不了解，在报纸上胡说八道，我们山东根据地有这么多报纸，也不见有一家出来反驳，任由他们往我身上泼脏水。还整天说思想斗争呢，最需要斗争的时候，我们的同志却无视事实真相，装聋作哑，一声不吭！能对得起自己的战友